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上海报道 受益于药政改革，我国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落地，也使得生物医药领域投融资快速升温。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2022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指出，全年审评通过建议批准21个创新药，含3个首创新药(First-in-Class)；全年整体按审评时限审结率(以下简称按时限审结率)提升至99.80%，且多个类别的按时限审结率取得历史性突破；重组新型冠状病毒蛋白疫苗(CHO细胞)和4个新冠病毒治疗药物获得上市批准，38件退热止咳类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药物药品注册申请获得应急审评批准；儿童用药批准数量为66个，创历史新高……
Cytiva中国总裁周敏涛近日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等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在全球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在中国同样也是。整个中国市场生物医药产业在过去六七年间是爆炸式增长，中国Biotech总市值从2016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800亿美元。
然而，在经济开始逐步回升的2023年，医药行业虽然有诸多发展亮点，但是仍整体上跑输大盘，处于艰难的行业下行周期。君实生物全球药物安全副总裁詹骁靖在第十二届Medidata NEXT中国年会上表示，中国医药创新虽进入收获期，真正走向全球仍道阻且长。
据Pharmaprojects? 2023年4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共有5402条药品管线，占全球管线数量的23.6%，比2022年的管线数量上涨23.22%，远超全球管线5.89%的增长。近年中国创新药研发实力增强，IND数量显著增加，新药出海数量也水涨船高。在新药核心临床申办数量上中美差距逐渐缩小，显示出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近年逐渐增强。
但与此同时，可以发现，中国新药研发方向仍聚焦于经充分验证的成熟靶点，对新兴靶点的探索亟待提高。同时，中国在研靶点中成熟靶点占比远高于美国和全球平均水平，在全球新兴靶点中，仍有70%靶点国内尚无产品进入临床阶段。
“在研产品的靶点集中度高，同质化现象严重，也意味着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正是在迫于价格与产品的‘双内卷’；中美双报’趋势下，日渐成熟的本土药企研发能力亟待提升；海外市场潜力待挖掘；人才、监管制度需要与国际接轨等多重因素推动之下，本土企业积极探索全球发展道路势在必行。”詹骁靖说。
致同咨询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本土药企创新力尚显不足，需从“改良创新”迈向“原始创新”。一方面，中国创新药中能够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首创性药物仍然不足。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开发的FIC新药尚未有被国内外其他企业fast follow的情况。中国FIC不成功，药物不被认可只是表象，本质原因在于药物背后的全新靶点或机制并没有得到国内外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另一方面，我国药企最常用的仍是Fast-follow 打法，新药研发多属于Me-too或者好一些的Me-Better。我国大部分生物制药企业都在做仿制药研究，离真正的创新型大药企的目标差距较大。在我国11,820家药企中，新药研发项目占比超过50%的企业仅有2851家，约24.1%；而美国这一比例高达99.6%。
在研发方向上，创新药研发靶点过于集中，同质化竞争严重。根据CDE数据，2021年登记临床试验的前10位靶点分别为PD-1、PD-L1、VEGFR、HER2等，品种数量分别多达71个、59个、46 个、43个，其中5个靶点(PD-1、PD-L1、HER2、EGFR和CD3)的药物适应症超 过90%集中在抗肿瘤领域，4个靶点(PD-1、PD-L1、HER2和EGFR)的药物适应症全部集中在抗肿瘤领域。
在致同咨询看来，目前国内药企投入和追逐的热门靶点集中，造成对有限靶点过于集中的研发导致的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甚至是患者招募都会出现困难，从而影响研发进度。与此同时，未来由于创新药企业管线的同质化程度过高，也会导致后期步入医保集采或国谈阶段就更容易陷入同行竞价的情况，如果研发进展不能占得先机，将失去抢占市场份额的最佳机会，在药品定价和销售等方面陷于被动。
此外，眼下境外审批政策变化改变原有新药获批方式，研发投入要求更高导致出海受挫。2022年在CDE上公示的3320个药物临床试验中，国际多中心试验有285个，占比8.6%。目前，中国药企在美国开展的临床试验仍以I期为主。自2013年至今，中国制药企业在美国开展的临床试验共659项，其中I期290项，I/II期118项(约18%)，II期130项(约20%)，II/III期共17项(3%)，III期104项(约16%)。
FDA新药审评体系的收紧，也对本土药企临床试验开展提出更高要求。詹骁靖指出，近2年药物上市申请被拒的原因主要有4点:临床获益不明确，即有效性不足 ；安全性数据存疑，即药物毒副作用不耐受(12%) ；缺乏国际多区域临床试验(MRCT，15%) ；药物生产记录及设施存在问题(27%)。
2022年中国多家头部创新药企业的肿瘤药物“出海”遇挫，也被认为与FDA在提出的project optimus计划和project diversities指南(要求药企的临床试验尽可能地纳入更多人种)有很大关系，而这势必大幅度增加药企的临床研究成本。
而从去年以来，信达生物、君实生物、和黄医药等企业的创新药在海外申请上市时接连遇挫；今年2月份，诺诚健华BTK抑制剂奥布替尼的海外授权遭渤健退回，创新药“出海”再度被蒙上阴影。如何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问题也成为业内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业内看来，目前本土创新药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也在于，目前很多市场化资本更愿投入于靶点明确且能快速上市的产品，导致中国基础研究实力依旧薄弱。而越是面对这样的环境，也需要倒逼创新药企避开同质化竞争，努力迈向“原始创新”的阶段，加强“First-in-class”创新药的研发，注重未满足重要品种研发。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上海阿特蒙医院院长、东方临床肿瘤研究中心理事长李进在上述论坛上提到，生物制药行业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与中国未来的发展休戚与共。2014年以来，中国生物制药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各方力量紧密合作，不断推动着生物制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加强产学研医多方合作是重要趋势。周敏涛介绍，以最近新修订的《上海市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试点方案》2.0版为例，政策上主要针对进口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的管理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该方案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促进国内外生物医药研发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与交流。
“该方案的实施将为Cytiva加快技术应用开发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同时，方案还将鼓励企业加强与国内研发机构和高校的合作，推动本土研发需求的发展，政策很大程度上会方便进口，并且会帮助促进生物制药的研发和企业之间开展广泛的合作。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中国企业开展更多的合作。”周敏涛说。
除多方合作之外，也需借力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是历史的必然，从eDISC到EDC(电子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具有数据更安全、效率更高、准确性更高的特点，将给肿瘤早期临床研究水平带来多维度提升。Rave EDC具有全球行业领先的临床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截至目前，Rave EDC在世界范围内实施了超过30000个临床研究，入组患者逾900万。”李进说，Rave EDC作为临床试验的首选EDC解决方案，首先应用于抗肿瘤药物I期试验，优化数据管理，帮助全面改善试验数据采集效率，提升试验数据质量与完整性。
数据采集是数字化的第一步，也是坚实的地基。“万丈高楼从地起，现如今，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临床试验行业在创新的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上敢于尝试、积极尝试。比如AI。五六年前到东方医院之后，我就意识到我们可能要借助人工智能手段。”李进强调，一方面，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如今，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很多行业里已经是如火如荼地开展；另一方面，随着药物临床试验中心迅猛发展，临床研究也比较多，医生从早上7点钟上班工作到晚上9点多才能下班，工作压力非常大。如何能够在为医生减负的同时又把研究任务完成？就是要借助人工智能。
“我们也希望智能平台通过融合智能招募、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样本管理、数据中台等，可以依靠人工智能录入 和分析数据，使医生和护士得以解放，特别是 CRC。”李进说。
Cytiva于2023年进行的《全球生物制药弹性指数》调查也发现，受益于数字化基建与工业4.0，83%的中国受访生物制药高管认为，中国在使用先进数字化技术方面相当或非常高效。
在临床试验、研发布局之外，商业化、国际化“出海”的问题始终是最受多方关注的重点话题。目前，不少Biotech企业布局者认为，“出海”国际化可以加强本土创新药企的造血功能。也有不同的观点指出，“出海”并不适合所有Biotech企业。
而和往年相比可以发现，近期国内创新药“出海”整体进展有所放缓。不少企业也愈发认识到，想要实现产品的顺利“出海”，一方面，需要去挖掘真正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开发出真正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产品，避免被卷入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需要做好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加快海外临床，靠科学数据说话，提高产品成功商业化的可能性。
究竟该如何实现？对此，达索系统生命科学事业部副总裁、Medidata大中华区总经理李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近几年，我们也见证了国产创新药在海外市场的乘风破浪，支持了中国所有的23个大额license out的创新药品研发，其中大额指的是5亿美元以上的交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热门和创新的靶点。
“也是在此过程中注意到，中国创新药出海是几代临床研究从业人员的梦想，中国的药研创新正在快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并希望在某些领域走到前端，但有关这块创新的全球排名，中国药企暂未进入前50的队列。”李威说，所谓“出海”，重要的一环是要遵循国际的通行法规，比如ICH。但中国其实没有单独出台此类法规，不过，中国药品管理制度尤其注册管理制度正迅速地与国际接轨。
“前一段时间ICH新规发布，临床研究人员讨论的就是怎么在中国落地实施ICH新规。所以体系并没有割裂，本土药企需要更好地依托拥有全球合规经验，以及创新成熟的技术支撑的企业，帮助他们迅速走向国际。”李威说。
致同咨询方面也建议，企业需重新审视战略规划，区分被动出海和主动出海，不能仅是因为在国内遇上了比任何人想象的行业寒冬就被迫出海，而是要在有足够的创新力和运营能力后再出海。虽然在全球占据一席之地才真正说明我们的实力，但中国市场仍是中国药企的立身之本。
尽管面临靶点扎堆、市场竞争白热化、“出海”瓶颈不断等挑战。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生物医药企业依旧值得关注。“我们还是非常看好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前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在加快、加强本土化的战略。科创中心的扩建其实也是本土化战略中一大重要举措，科创中心的功能也是为了推动整个生态系统，最大的作用是赋能产业界，针对性解决目前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在新型疗法、智能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创造营收。”周敏涛指出，生物医药产业在过去几年经历了爆发式发展以后，目前进入了一个调整期，这对产业来说是有好处的。也正是在此阶段，要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发展。
“市场变化促使很多不成熟的资本和低质量发展的企业离场，其实对于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生物医药产业是一个长期的产业，我们相信在未来，这个产业会长期向好。”周敏涛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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